蔡翔任
台灣是怎樣的一所學校呢？
這個問題聽起來很怪。我把它講清楚一點：台灣有公民，那麼台灣是怎樣的公民學校呢？
這樣的問聽起來還是很怪，因為我們甚少把國家比擬為學校。可是對古代的希臘、羅馬公民而言，國家（城邦）就是貨真價實的學校，國家是最偉大的教育者，這毫無保留地表露在Pericles那句驕傲的話：「雅典是希臘人的學校。」公民（我更喜歡翻譯成「國士」）生於家庭，然後自少年起就接受訓練。重點來了。在體育場上，除了基本的體能與戰技的磨練以外，他們有很多機會聽到長輩們討論國家的大小事：要在哪裡開拓殖民地、要拉攏哪個國家來牽制哪個國家、財政制度出了甚麼問題、今年的廟會輪到誰籌備、誰養的戲班子水準如何如何……。聽多了，就慢慢懂了，然後就慢慢可以參與討論了。公民們一出家門，就踏進了一所教育無所不在的大學校。
其實，我們甚至用愛國主義一詞去形容古代公民對國家的情感都有誤導之嫌。國家之於他們，就好比再造父母。國家養育我、訓練我、教導我。生為此國家的公民，乃是我畢生最大的幸運，也是莫大的光榮與驕傲。還好我生為雅典人，否則我就不成人樣了。還好我生為羅馬人，否則我根本沒有安全跟尊嚴可言。生在城邦，才能人模人樣，這就是國家的公民教育，即「成為人」的教育。國家養育我、磨練我成為一個像樣的人，對此我感恩戴德、無以回報。
於是，我思考，我行動，我付出，我力求表現，因為我要讓下一代知道，國家是把我教成如此棒的一個人哪！Ecce homo！你們這些年輕的小夥子啊，看看我！你們將來也可以的。這，就是我唯一能報答國家的方式。
如果國家可以是一所學校，那麼它首先就是讓人想成為它所教出來的人。
當然，希臘城邦這類型的國家是相當獨特的，它們屬於布克哈特所說的「以文化為條件的國家」（der Staat in seiner Bedingtheit durch die Kultur）。基本上，追求出色的風氣塑造了公民的表演性格。如尼采所言，希臘人這樣的「角色信念」（Rollen-Glauben）可說是一種「藝人信念」（Artisten-Glauben），乃至於到頭來真的成了不折不扣的演員（sie wurden wirklich Schauspieler）（見《快樂的科學》第356節）。若公民的性子是急於表現的，那麼激烈的競爭容易讓人們急於否定他人而陷入把之前的成就都抵消掉的零合遊戲。所幸有文化素養之根基以及在政治上深思熟慮的訓練，希臘人的躁進與精力是累積的，而非抵銷的。他們有本事耐著性子磨出千百年的基業。以文藝為例，尼采指出，悲劇詩人的創作無非就是為了奪得勝利。但面對這種不合觀眾流行品味就被噓下台的生存壓力，埃斯庫洛斯跟尤里庇德斯有很長的時間一事無成，直到他們終於把那些藝術評審教育得服服貼貼為止（《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70節）。
所以在此，我只想點出耐性的問題。台灣的政治文化會讓人民失去了耐性。本來民主政治就不無消費主義的調調，一切以客戶為尊，誰的服務不讓我滿意誰就下台。在消費生活中，誰不如此呢？問題來了，若政治是一種教育而非服務業，那它絕對不能只是消費文化的心態。而台灣的政黨就只會於在野時利用人們的不耐煩，而無法在執政時教導人們有耐心。他們只知道民心可用，然而民心可用往往只是民怨可塑的結果。
台灣人的民怨課學得又好又快，卻沒有人來教導我們耐性課。教不了的，人民也不想要被教，因為他們已經被消費主義養壞了味口。可是越不教，越教不了，人民的耐性只會越來越差。耐性越差，政黨輪替的週期就越來越短，這對執政黨而言是催命符，對反對黨來說是還陽丹。結果是，人民與政黨兩者陷入波特萊爾所說的自虐狂與虐待狂的共謀，互為興奮劑與折磨。政黨在野時對於塑造民怨這把利器都加緊施為，等到了執政則成了倒持太阿之勢，莫不對人民的選票教訓提心吊膽，而人民則在激情與幻滅之間永劫回歸，最後變成了無感、冷漠、犬儒。在這樣的政治文化中，長治久安的建設大計不敢被提出，優秀的人才折損得很快，但就怕無能宵小反而安然無傷。
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是已然的事實與條件，它能創造也能破壞，它能累加也能取消，端看哪一種人性與人心去使用它。政治是人心的結果，人心也是政治的產物。所以，台灣這個國家，能教育出甚麼樣的公民呢？ 我由衷期盼，台灣是一所很棒的學校，我們引以為榮。而每個公民，不管在各行各業，都是不辱使命的「國家隊」，熱愛自己的工作，獲得其應當得的，並讓下一代看到：是台灣把他們教得那麼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