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任
知青跟文青的區別，是十八世紀跟十九世紀的區別，是閒暇跟懷念閒暇的區別。我總覺得這兩者是連理枝，是孿生子，只不過一白一黑。我喜歡，但偏偏得不到十八世紀，就像十九世紀是個陰沉但永遠得不到長子名份的雅各。我只能藉著與十九世紀同病相憐來得到些許安慰，特別是三個人：波特萊爾的《私密日記》、王爾德的《獄中記》、尼采。閒暇跟無用―或更精確地說―沉思的生活，是這三人給我的世俗的福音書。
在傳統的封建社會，閒暇自然是順理成章的特權，因為按照尼采的說法，整個中世紀都在追求看見幻象的能力（Fähigkeit der Vision，見《朝霞》第66節），而修道院的沉思的生活就是這種世界的頂點。後來，文藝復興份子成功地在教階勢力的保護跟贊助之下，把這種幻覺從九重天拉回到、也是偷渡到更世俗的市民味上。到了極權君主跟老派資產階級抬頭的十八世紀，思想家跟文人則轉向宮廷爭取庇護，沉思的生活得以繼續偽裝而合理化。不過像孟德斯鳩那種有資產的貴族，也必須賣掉爵位跟官職才能過得上蒙田般的生活了。而到了十九世紀，新興資產階級―一個更市儈的物種―全面贏得了世界，波特萊爾必須先俯首稱臣，承認他們甚麼都是對的：「您們在數量上跟聰明才智上都是多數，因此您們就是力量，此乃正義（Vous êtes la majorité, — nombre et
intelligence ; — donc vous êtes
la force, — qui est la justice）」（《1846年沙龍》），但唯獨欠缺品味。這是波特萊爾登高一呼的佈道，甚至不惜戴上魔鬼的面具。
班雅明曾用法文寫過一篇關于波特萊爾的評論，他說後者下了決心，刻意地凸顯自己無所事事、缺乏社會身份的存在。他把自己的孤立於社會當作招牌：他成了閒逛者（Son existence oisive, dépourvue d’identité sociale,
il prit la résolution de
l’afficher; il se fit une enseigne de son isolement
social: il devient flâneur, Notes
sur les Tableaux parisiens de Baudelaire, 收錄在Gesammelte Schriften, I：2, p. 746），他甚至「把無所事事提升到一種工作方法的等級，一種專屬於他的方法（éleva l’oisiveté au
rang d’une méthode de travail, de sa méthode à lui）」。
看看波特萊爾本人是怎麼地為業已聲名狼藉的閒暇做最後的辨解吧：「做個有用的人，這對我而言向來是一件極為可惡的事」（Être un homme utile m’a toujours paru quelque chose de bien hideux，《私密日記˙我心赤裸》XXXI）。又，「浪蕩子永恆至上。怎樣算個浪蕩子呢？閒暇之人，也是個受過全面教育之人」（Eternelle supériorité du Dandy. Qu’est-ce que le Dandy? C’est
l’homme de loisir
et d’éducation générale，LV）。然而，波特萊爾的美學佈道和詩歌佈道在他生前算是失敗了，他終究以一個天下寒士的身分死去。
波特萊爾的閒逛與浪蕩，正對應著尼采所說的「有教養的英雄主義」（verfeinerten Heroismus, 見《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91節），雖然尼采呼籲的作風是更低調的，更是一個人默默地修一己之身。處在新教德國的尼采，他認為打從宗教改革一開始，馬丁路德就否定了沉思的生活，取消了對世俗的蔑視（見《朝霞》第88節）。我們知道尼采對天主教的南歐那種雍容揄揚大有好感，甚至欣賞《堂˙吉軻德》裡頭製造殘酷與痛苦的快樂（見《論道德的系譜》第二篇第六段）。所以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之小標為〈輓歌〉的第282節，尼采便哀嘆沉思的生活的命運，它的貶值會連帶影響到我們對世俗勞動的評價跟認知。在以往，世俗勞務是環繞著閒暇來運轉才擁有、分享到意義的，如同梵樂希說的永恆理念與長期勞動的相互輝映（見班雅明〈說故事的人〉第十節）；而如今隨著閒暇失去了神聖的基礎而在人人平等的「社會狀態」（借用托克維爾的話）中變得聲名狼藉，工作與勤奮變成不為了別的，自己就是目的本身，就是回報給自己的價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呼之欲出了。這種變化，尼采說是從健康女神變成疾病。
甚至學者―一種本來跟閒暇的特權密不可分的身分―如今也變節了，無條件地接受「活動之人」的思維。甚麼是活動人呢？尼采說，那是沒有更高活動的活動，那是只有做為團體、集合、類本質（Gattungswesen）方能活動的人，而不是做為特定的無一無二的各人而活動的人，所以其實是惰性的存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83節、286節）。可悲的是，今日的學人不但也淪為這樣的狀態，而且還得意洋洋，認為自己學問做得很有效率跟產值。這句話當然是我自己蔓衍的啦，我們看看尼采在〈為閒人美言幾句〉（Zu Gunsten der Müssigen）指出學人們是如何異化的：
現在，做為沉思的生活（beschaulichen
Leben）被貶得一文不值的標誌，學者們以一種及時行樂的方式跟活動之人較量，以至於他們對這種享樂方式的評價要高過那種原本適合於他們、且事實上有著更多樂趣的方式。學者恥於閒暇。然而，在閒逛跟無所事事裡頭有一種高貴的東西（Die Gelehrten schämen sich des
otium. Es ist aber ein edel Ding um Musse und
Müssiggehen.）（《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84節）。
活動的人，尼采在別的地方有相當多的類似觀察，比方說在《朝霞》178節標題為〈天天使用到壞掉的〉（Die Täglich – Abgenützten），他說時下的年輕人習慣於別人為他安排好的道路，然後化身為工作動物，被操、被使用、自己偷竊自己，並且被訓練成每天把自己用掉，還把此當作是一個義務（man benutzte sie, man entwendete sie sich selber, man erzog sie zu dem täglichen Abgenutztwerden , man machte ihnen eine Pflichtenlehre daraus）。不論是波特萊爾想爭取個法蘭西學院院士，還是尼采放棄教職想心無旁鶩地寫作，他們求的不過就是個自由與完整，但是在十九世紀―不管是共和還是君主立憲，最起碼還保有一些對文化的敬意―就已經那麼地處境艱難了，何況今日的我們呢？波特萊爾說自己在人群中閒逛像是在練著神奇的劍術，而尼采要我們一起健步如飛，讓陽光一直閃爍在心底（《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90、291節），這都是在戰鬥，為了爭得他們各自的十八世紀而奮戰。 （補個感想：若我們繼續著尼采的觀察，我更在乎的是不光是我們今日的學術工作型態，而是連我們的學術型態本身都已經是一種惰性的存在了，我指的是集合的、政治激情的教條主義。今天，連批判都是教條，這才是最可怕的、最不自覺的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