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與保羅

by lilium
尼采伴我思

蔡翔任

為了區分耶穌跟敵基督者―即保羅跟(特別是初代)基督徒,或說得更直接一點,為了指出整個基督教是如何偏離(abgingen,《敵》第37節)了基督而成為敵基督者的,尼采不得不對耶穌的意義進行確認,這種工作在他作品中反而相當罕見,因為他甚少提及耶穌,更不用說攻擊了。由此看來,《敵基督者》對耶穌做出直接的詮釋是很不尋常的,而唯一的線索與憑據就在《福音書》這部獨一無二、謎樣的文本。

尼采坦誠,自己很少讀到比《福音書》更難懂的書(《敵》第28節),這話頗耐人尋味,畢竟《福音書》向來被公認是文風簡易、語言樸實的東西。若有所謂的困難跟挑戰的話,那是來自於尼采為自己所設下解讀任務,即分辨出一個耶穌本人所帶來的福音,而這個東西已經跟《福音書》本身的本原、意義跟正當性(der
Ursprung, der Sinn, das Recht des Evangeliums,《敵》第36、42節)難分難解了。這種情況跟尼采對柏拉圖對話錄的解讀任務有像與不像之處。《福音書》雖非保羅所書寫,但亦為其他的敵基督者所混淆。正如同要在對話錄中篩離出一個把蘇格拉底拉高、提升的柏拉圖,尼采也必須還原出一個沒有被敵基督者所降低的耶穌。系譜必然涉及到高下之判,這是我們讀尼采時必須記住的原則。

《福音書》是對福音的誤讀,誤讀就已經發生在本原之處。尼采有意盡量在字詞使用上讓我們分別兩個東西:用「好消息」(die gute Botschaft,《敵》第32節等)或「喜樂的消息」(die frohe Botschaft,《敵》第33、41節等)來表示耶穌本人所傳達的―或更精確地說―所表現出來的真正訊息,以區別於那個誤讀者Evangelium。於是我們來到了《敵基督者》最核心的樞紐,那就是要用一套救世主的心理學(《敵》第28節)、救世主的心理學類型(《敵》第29節)或是《福音書》的整個心理學(《敵》第33節)來確定耶穌的系譜。這說來有點弔詭,既然耶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何成為一種類型呢?尼采認為,還是存在著參照、類比跟揣摩,比方說聖芳濟這類的人物(《敵》第29節)或是伊比鳩魯學派(《敵》第31節)。

那耶穌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類型呢?簡單來說,耶穌跟永恆同在,親密而沒有距離。尼采說,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有機體」(Organismus),他無需奇蹟,也無需憑著賞賜跟承諾,更不用靠書寫來證明自己,因為:

「他在任何瞬間都是自己的奇蹟、自己的恩賜、自己的證明、自己的『神國』。這種信仰也沒有闡述自己―他就是活著,他反對形式」(er selbst
ist jeden Augenblick sein Wunder, sein Lohn, sein Beweis, sein »Reich Gottes«.
Dieser Glaube formuliert sich auch nicht – er lebt, er wehrt sich gegen Formeln. )―《敵》第32節。

為了達到這樣的生命型態或有機體型態,尼采說這必須返回到最內在來保持自己的純粹,那是一種為了與自己親密而無限內縮的生命,即便摸到了外在現實,也等於沒有摸到,所以外在的寵辱對他來說都沒差而無感(牟宗三說耶穌是「忍辱波羅蜜」,只說對了一半),這是因為他對於與世界接觸時所引發的力與反作用力的對抗感受太過敏銳而承受不住,這在生理―心理學上是一種退化現象。如此一來,唯一真實就是內在,天國在你們心中、在你們身上……,而其於的一切都只是記號(Zeichen)跟比喻(Gleichniss)(《敵》第32節)。相對於蘇格拉底是個反諷大師(Ironiker),耶穌是個最偉大的象徵家(Symbolist)(見《敵》第32、34節等)。因此,對耶穌而言,後來的基督教所講的罪與罰、恩賜與欠咎以及許諾、應允等的觀念都是陌生的,因為這些都假定了人跟神隔著距離,而耶穌對距離感一無所知,他唯一感受到的就是同在的真實性。

保羅等敵基督者就是從這樣的耶穌偏移掉了。以下我無須對尼采的保羅分析多做重述,我略為提兩個點即可。首先,我建議可以把《朝霞》第68節〈第一個基督徒〉視為對《敵基督者》的強力補充,因為那段討論讓我們更一目了然看出保羅跟耶穌的對比:改宗前的保羅是距離的製造者,他為了達到律法的要求而無限逼進卻反而不斷遠離,甚至覺得律法是主動透過折磨他、誘惑他、嘲笑他來無限拉遠距離,乃致最終他決定破壞律法。換言之,若按照傳統猶太人的觀念,律法的生活並非試煉的手段,而是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報,甚至是特權。可是保羅認為律法應該換來允諾,這就是製造了距離。其次,在《敵基督者》45節,尼采摘引了幾段《福音書》為例來說明福音是如何在本原之處遭到扭曲、背叛的,這些東西若一開始就被識破的話,那麼世上將不存在基督教這個東西。尼采這樣的讀法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藉由蘇格拉底―柏拉圖跟耶穌―保羅這兩組的對照,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小小結論:也許一個高貴的學生比一個高貴的老師重要,因為本原至少總要發生兩次,若一次的話等於沒發生過,世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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