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與波特萊爾論閒暇

by lilium
尼采伴我思

蔡翔任

知青跟文青的區別,是十八世紀跟十九世紀的區別,是閒暇跟懷念閒暇的區別。我總覺得這兩者是連理枝,是孿生子,只不過一白一黑。我喜歡,但偏偏得不到十八世紀,就像十九世紀是個陰沉但永遠得不到長子名份的雅各。我只能藉著與十九世紀同病相憐來得到些許安慰,特別是三個人:波特萊爾的《私密日記》、王爾德的《獄中記》、尼采。閒暇跟無用―或更精確地說―沉思的生活,是這三人給我的世俗的福音書。

在傳統的封建社會,閒暇自然是順理成章的特權,因為按照尼采的說法,整個中世紀都在追求看見幻象的能力(Fähigkeit der Vision,見《朝霞》第66節),而修道院的沉思的生活就是這種世界的頂點。後來,文藝復興份子成功地在教階勢力的保護跟贊助之下,把這種幻覺從九重天拉回到、也是偷渡到更世俗的市民味上。到了極權君主跟老派資產階級抬頭的十八世紀,思想家跟文人則轉向宮廷爭取庇護,沉思的生活得以繼續偽裝而合理化。不過像孟德斯鳩那種有資產的貴族,也必須賣掉爵位跟官職才能過得上蒙田般的生活了。而到了十九世紀,新興資產階級―一個更市儈的物種―全面贏得了世界,波特萊爾必須先俯首稱臣,承認他們甚麼都是對的:「您們在數量上跟聰明才智上都是多數,因此您們就是力量,此乃正義(Vous êtes la majorité, — nombre et
intelligence ; — donc vous êtes la force, — qui est la justice)」(《1846年沙龍》),但唯獨欠缺品味。這是波特萊爾登高一呼的佈道,甚至不惜戴上魔鬼的面具。

班雅明曾用法文寫過一篇關于波特萊爾的評論,他說後者下了決心,刻意地凸顯自己無所事事、缺乏社會身份的存在。他把自己的孤立於社會當作招牌:他成了閒逛者(Son existence oisive, dépourvue d’identité sociale,
 il prit la résolution de l’afficher; il se fit une enseigne de son isolement
social: il devient flâneur, Notes sur les Tableaux parisiens de Baudelaire, 收錄在Gesammelte Schriften, I:2, p. 746),他甚至「把無所事事提升到一種工作方法的等級,一種專屬於他的方法(éleva l’oisiveté au
rang d’une méthode de travail, de sa méthode à lui)」。

看看波特萊爾本人是怎麼地為業已聲名狼藉的閒暇做最後的辨解吧:「做個有用的人,這對我而言向來是一件極為可惡的事」(Être un homme utile m’a toujours paru quelque chose de bien hideux,《私密日記˙我心赤裸》XXXI)。又,「浪蕩子永恆至上。怎樣算個浪蕩子呢?閒暇之人,也是個受過全面教育之人」(Eternelle supériorité du Dandy. Qu’est-ce que le Dandy? C’est l’homme de loisir
et d’éducation générale,LV)。然而,波特萊爾的美學佈道和詩歌佈道在他生前算是失敗了,他終究以一個天下寒士的身分死去。

波特萊爾的閒逛與浪蕩,正對應著尼采所說的「有教養的英雄主義」(verfeinerten Heroismus, 見《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91節),雖然尼采呼籲的作風是更低調的,更是一個人默默地修一己之身。處在新教德國的尼采,他認為打從宗教改革一開始,馬丁路德就否定了沉思的生活,取消了對世俗的蔑視(見《朝霞》第88節)。我們知道尼采對天主教的南歐那種雍容揄揚大有好感,甚至欣賞《堂˙吉軻德》裡頭製造殘酷與痛苦的快樂(見《論道德的系譜》第二篇第六段)。所以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之小標為〈輓歌〉的第282節,尼采便哀嘆沉思的生活的命運,它的貶值會連帶影響到我們對世俗勞動的評價跟認知。在以往,世俗勞務是環繞著閒暇來運轉才擁有、分享到意義的,如同梵樂希說的永恆理念與長期勞動的相互輝映(見班雅明〈說故事的人〉第十節);而如今隨著閒暇失去了神聖的基礎而在人人平等的「社會狀態」(借用托克維爾的話)中變得聲名狼藉,工作與勤奮變成不為了別的,自己就是目的本身,就是回報給自己的價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呼之欲出了。這種變化,尼采說是從健康女神變成疾病。

甚至學者―一種本來跟閒暇的特權密不可分的身分―如今也變節了,無條件地接受「活動之人」的思維。甚麼是活動人呢?尼采說,那是沒有更高活動的活動,那是只有做為團體、集合、類本質(Gattungswesen)方能活動的人,而不是做為特定的無一無二的各人而活動的人,所以其實是惰性的存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83節、286節)。可悲的是,今日的學人不但也淪為這樣的狀態,而且還得意洋洋,認為自己學問做得很有效率跟產值。這句話當然是我自己蔓衍的啦,我們看看尼采在〈為閒人美言幾句〉(Zu Gunsten der Müssigen)指出學人們是如何異化的:

現在,做為沉思的生活(beschaulichen Leben)被貶得一文不值的標誌,學者們以一種及時行樂的方式跟活動之人較量,以至於他們對這種享樂方式的評價要高過那種原本適合於他們、且事實上有著更多樂趣的方式。學者恥於閒暇。然而,在閒逛跟無所事事裡頭有一種高貴的東西(Die Gelehrten schämen sich des
otium. Es ist aber ein edel Ding um Musse und
Müssiggehen.)(《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84節)。

活動的人,尼采在別的地方有相當多的類似觀察,比方說在《朝霞》178節標題為〈天天使用到壞掉的〉(Die Täglich – Abgenützten),他說時下的年輕人習慣於別人為他安排好的道路,然後化身為工作動物,被操、被使用、自己偷竊自己,並且被訓練成每天把自己用掉,還把此當作是一個義務(man benutzte sie, man entwendete sie sich selber, man erzog sie zu dem täglichen Abgenutztwerden , man machte ihnen eine Pflichtenlehre daraus)。不論是波特萊爾想爭取個法蘭西學院院士,還是尼采放棄教職想心無旁鶩地寫作,他們求的不過就是個自由與完整,但是在十九世紀―不管是共和還是君主立憲,最起碼還保有一些對文化的敬意―就已經那麼地處境艱難了,何況今日的我們呢?波特萊爾說自己在人群中閒逛像是在練著神奇的劍術,而尼采要我們一起健步如飛,讓陽光一直閃爍在心底(《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90、291節),這都是在戰鬥,為了爭得他們各自的十八世紀而奮戰。 (補個感想:若我們繼續著尼采的觀察,我更在乎的是不光是我們今日的學術工作型態,而是連我們的學術型態本身都已經是一種惰性的存在了,我指的是集合的、政治激情的教條主義。今天,連批判都是教條,這才是最可怕的、最不自覺的異化。)

Go to Amazon

You may also like

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