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任
尼采想必喜歡笛卡兒那句話：「我戴上面具前行（Larvatus prodeo）」，因為他自己也喜歡面具：所有深奧的東西都喜歡戴著面具（Alles, was tief ist, liebt die Maske―《善惡之彼岸》第40節），他甚至肯定一種面具文化―用他本人的話叫做南歐精神，也就是希臘羅馬精神，並以此來對抗北歐文化。
《快樂的科學》第77、80兩節很有意思。他說，南歐文化也有大眾的、粗俗的東西，像是義大利歌劇還有西班牙無賴漢小說，但這些東西並不會讓他不快。木心說：「有可耐之俗，有不可耐之俗。可耐而不能耐，迂矣；不可耐而耐之，殆矣」（《素履之往》），南歐之於尼采，大概就是可耐之俗最高典範吧！這些低下的趣味是成功的，如一種普及的語言，或是讓人絕對一看就懂的面具和表情（Larve und Gebärde）。「大眾性的東西就是，也始終是面具（Volkstümlich ist und bleibt die Maske!）」。若我們不理解面具的樂趣，那就無法理解古代―這裡是只古代南歐，也就是希臘羅馬。所以，義大利、西班牙，還有一些些法國，保留了面具文化的俗民性格。像威尼斯的面具文化，早已成為我們對面具最強烈的印象了。相反地，尼采說，北方文化中的低俗形式不懂得這種精神，所以讓他不悅，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或許我們可以在人類學的討論找到關於南歐面具習俗其古老的意涵。在《一種人的精神範疇：人的概念，「我」的概念》（Une catégorie de l’esprit humain : la notion de personne
celle de “moi”, 1938年）的第四章，牟斯指出，為祖先製作面具的文化風尚應該是起於伊特魯里亞（Étrurie），然後普及到羅馬、拉丁姆以及大希臘地區（即南義大利）。而我們都知道，如果把希臘戲劇放在整個南歐系統去看，那演出者一律戴著面具，這就更耐人尋味了。
在第80節那裡，尼采直接討論起希臘悲劇來。他說，希臘劇場的演員是僵化的、戴著面具的傀儡，無法表現出情感的深度，這與他們缺乏深度的舞台背景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希臘人把全部的藝術功夫用在說話和言辭上。在此，他直接跟亞里斯多德唱反調：希臘人愛看戲根本不是為了感受一下恐懼與哀憐這種東西，他們是衝著漂亮的言辭來的。相較之下，義大利嚴肅歌劇要讓觀眾去聽聲音情感而記不得其語言。
我們都知道，尼采有很強烈的南方意識，那不只是空間的，還是歷史的。我認為，他在《敵基督者》第59節表露出對古典南方的消亡最大的不甘心：
「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此事如此巨大，我無以名狀我的感觸。―而且，如果考量到古代世界的工作還只是個準備，還只是抱著堅定的自覺來為千年的工作所打下的基礎，那個古代世界的全部意義都白費了啊！希臘人是為了甚麼啊？羅馬人是為了甚麼啊？一切有學識文化的前提，一切的科學方法，在那裡都已經準備好了，在那裡，所有偉大的、無與倫比的藝術，所有好的讀物，都已經準備好了……」。 不知為何，我也心痛了一下，雖然那只是我的面具。
